编辑推荐：
★活在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我们该如何经历并反对这个时代？
★《战后欧洲史》之外，托尼•朱特最富盛名的两部著作之一。
★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托尼•朱特，以三位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触及了我们时代思想和道德的困境。
★“被遗弃的先知”莱昂•布鲁姆、“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阿尔贝•加缪、“局外的当局者”雷蒙•阿隆 ，三位深度介入政治的法国知识分子，如何以道德责任挑战黑暗时代？
他们的生活和著述都与这个不负责任的时代格格不入。他们毕其一生，经常感受到这个国家所要求的政治与思想相一致的压力，却甘愿在政界、公众、左翼同僚或知识分子同侪中充当不受欢迎的人，这是一种稀罕而耐人寻味的个性。仅此，他们的事迹就值得一书。
——托尼•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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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责任的重负》是托尼·朱特最富盛名的两部著作之一。
在这本书中，他选取了阿尔贝•加缪、莱昂•布鲁姆、雷蒙•阿隆这三位法兰西精神最优秀的代表人物，还原他们生活的年代，考察他们的言行与历史纵横嬗变之间的联系，讨论知识分子与思想史的诸多重要议题。
托尼•朱特认为，评价知识分子的核心词应是“责任”。这三位道路迥异却共同拥有“勇气与正直”这种道德人格的知识分子，在投入公共生活之后，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共责任之下，以独立的良知发言，以一致的言行影响现实政治、纠正时代谬误，并不惜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才有所谓“责任的重负”。
他们活在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经历过，并反对这个不负责任的时代”。
可以说，他们不单代表了现代法国的思想和政治文化中独特的、令人憬悟的一种声音，还代表了现代社会和思想中许多最优秀、最持久的价值——过去是，如今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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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所有为知识界缺失“正义”“品格”与“道德”而感到遗憾的人，都会从本书中读到很多值得汲取的言论。
——《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托尼·朱特有关三位已逝的伟大法国人的论述，触及了我们时代思想和道德的全貌。在当前文化战争的甚嚣尘上的声浪之中，朱特理性的声音犹如一把穿透黄油的刀，穿透了那些胡言乱语。
——欧仁·韦伯（Eugen Weber，著名历史学家）
托尼·朱特笔下的这几位重要的法国思想家也都是积极的活动家，不像后来的学者只摆弄语词。他描写这些人的笔触优雅，充满有根有据的自信。
——埃尔贝•R•洛特曼（Herbert R. Lottman，著名作家，《加缪传》作者）
朱特讲述了布鲁姆、加缪和阿隆的思想历程，并进一步展现了法国思想文化的诸多方面。而且，这本书文字优美，笔触动人……令人钦佩。
——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

内容简介：
《娱乐至死》初版于1985年，是尼尔·波兹曼的代表作之一。
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体育、商业和任何其他公共领域的内容，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而人类无声无息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心甘情愿，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乔治·奥威尔曾在《一九八四》中预言人类将会遭受外来压迫，失去自由；赫胥黎则在《美丽新世界》中表达了另一种忧虑：人们会渐渐爱上工业技术带来的娱乐和文化，不再思考。
《娱乐至死》想告大家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不是奥威尔的预言；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憎恨的东西，恰恰是我们热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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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媒介文化研究大师尼尔·波兹曼20年经典畅销作品
通过电视和网络媒介
一切都以娱乐的方式呈现
人类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
最终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
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尼尔·波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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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及专家评论：
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在书中的交互作用俯拾即是。《娱乐至死》是一本优秀的、令人不安的、引发思考的书，而且我敢说，它是一本必读书。它配得上经典的地位，尽管过了20年，但它比任何书都贴近时下。
——蒂姆•查理斯（Tim Challies，Discerningreader.com）
《娱乐至死》在帮助我们看清（电视）屏幕里到底在发生些什么，在这一点上，它是最优秀的。那种画面，即便没有“文化灭亡”的末日预言，也足够阴郁了。
——沃尔特·古德曼（Walter Goodman，《纽约时报》）
娱乐时代的当头一棒，尼尔·波兹曼的深刻预见。
我们今天已经处在波兹曼描述的世界里，处在一个信息和行动比严重失调的时代，在空前便利的电子传媒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聪明，也比任何时候都轻飘。《娱乐至死》的预言指向了我们今天的现实。
——陈丹青

波兹曼在媒体研究领域是一位巨人，地位仅次于马歇尔·麦克卢汉。
——安吉拉·佩妮，《抨击杂志》
波兹曼极具说服力地调动了心理学、历史学、语义学、麦克卢汉理论以及常识，阐述了一个触目惊心且颇具独创性的论题。
——维克托·纳瓦斯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波兹曼在麦克卢汉结束的地方开始，他用学者的渊博与说书人的机智构筑他的见解。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尼尔·波兹曼的逝世给公共话语带来了某些寂静。一位博学的批评者，一位严谨的反对者，一位跟奔涌的发展唱反调的人，沉默了。回顾他令人惊叹的事业，你会发现他所做的每一件事的核心都是一连串问题……他希望你去思考，字母表是如何改变了口语文化的，印刷媒体给宗教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教育是如何创造了童年的，为何对标准的测试意味着对学校系统的激进反思。
——彼得·卡瓦纳，《环球邮报》
作家、媒体批评家尼尔 ·波兹曼的去世并未得到应有的（新闻媒体的）重视。但这一点也没有让波兹曼吃惊。我们时代媒体批评领域最伟大的书之一《娱乐至死》是他写的……波兹曼比任何人都了解，电视无可挽回地改变了辩论的本质，娱乐如今在政界占至高地位。
——吉姆·本宁，alternet.org
尼尔·波兹曼是一位传承伟大纽约传统的不可思议的讲述者……正如他说的故事一样，尼尔·波兹曼投入了一生来让我们停下来……他是一个和蔼谦恭的人，他绝对不会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但是他的确告诉过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直至肺癌让他永远消声。
——约翰·齐默尔曼，《纽约邮报》
我时常想起萧伯纳著名的诗句，理智的人适应环境，而世上所有的进步都依靠不理智的人。马歇尔·麦克卢汉是不理智的，兰斯是不理智的，尼尔也是不理智的。因为这样，所有美好的事才发生了。
——保罗·莱文森，美国作家、福特汉姆大学教授
波兹曼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在约二十本书和众多的采访和文章中展现了他的思想和他的优雅。这些作品都值得阅读和深入思考，有意或无意间你会将你读到的说给他人听。波兹曼是看穿了皇帝新衣的孩子，后来他长成了擅长表达的义愤填膺的教育者和社会消费者。
——迈克尔·寇姆夫，《学院季刊》
波兹曼的每本书都是一本小册子，一本装了封皮的随笔：《童年的消逝》讽刺美国文化的幼稚化；《娱乐至死》讽刺娱乐业，以及娱乐业对观众造成的影响……他的知识分子姿态，他在公众环境中的表现，以及他伟大的天赋——极好的幽默，实质是一个开化人类在一个野蛮世纪进行的尝试，之后成了一个开化人在电视文化中的尝试。
——杰伊·罗森，纽约大学教授
在波兹曼的书中，隐喻的作用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体现。我们设立“尼尔 ·波兹曼隐喻奖”有两个目的：奖励一位纯熟使用隐喻的有天分的作者；纪念并推广波兹曼的作品，以及印刷思想。
——锐透基金会
一本有才华、有力量、有分量的书。这是波兹曼抛出的严厉的控诉书，就我看来，他让人无法反驳。
——乔纳森·亚德利， 《华盛顿邮报》
有些书是每个人都应该读而事实上很少有人去读的。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就是其中之一。他对于娱乐时代对公共话语质量的毁灭性作用的分析提供了非同寻常的锐利洞见，这种洞见深入了到技术塑形思想与文化的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各方各面的琐碎化。
——“潮起潮落”
出版于 1985年的《娱乐至死》是一本令人振奋的充满争议的书，它审视了电视对我们生活——更具体地说，是政治、文化和精神生活的——害处……本书有太多值得推荐的地方。它引发了许多思考，更让我们看到，电视是如何以某些方式侵蚀我们的公共话语甚至我们关于美好生活的整体概念的。
——谢默斯·斯威尼，social affairs unit.org
它是声讨电视文化的檄文：难道我们要把自己娱乐死？这一声喝问绝非危言耸听，我深信它是我们必须认真听取的警告。
——周国平
也许，文化拯救的希望就在于人类不断的自我反省之中，在于认真聆听波兹曼式的警世危言之中。
——刘擎
《娱乐至死》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一个国家是在什么样的媒体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进入现代化的，这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
——展江

行万里路，写一卷书。熊培云以记者的敏锐和学者的深度，详细记录了旅日期间的所见与所思。本书不仅梳理了日本自明治以来的思想流变，同时深入探讨了当今日本的社会结构与社会问题。有关“日本是中国之药”的结论，注定这不只是一本日本之书，更是一本中国之书。
日本是中国的一味药。至于药性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如果认真学习日本的社会建设，日本将是一味良药，可以医治中国“弱社会”与“强个人”的病灶。如果只是看到日本在向右转、安倍在参拜靖国神社、右翼在街头举旗叫喊，从而继续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来强化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则可能适得其反。倘若良药未成反自制苦果，将是一味毒药。
我之所以仍然热衷于寻访一些我所喜爱的历史人物，固然是因为在他们身上我可以找到精神与思想上的共鸣，此外还有对历史木已成舟的某种伤怀。我相信这种伤怀不仅是基于古老的悲剧意识，更是我对所有尼布尔意义上的光明之子的深切回望。我想从黑暗年代里寻回一点光亮，希望那些曾经照亮过去的人也将照亮未来。
大自然馈赠人类太多的恩情。它给了人类免费的死亡，人类却没有耐心等待这份施舍，所以不仅发明了断头台并给刽子手发工资，还制造战争把无数血肉之躯送上战场。然而，我还是要感谢大自然有关生与死的无私的施舍，它教会我们要节制贪欲。因为有了这份免费的死亡，我们可以在有生之年积极行善，至于除恶的事情交给大自然就好了。
好的观念将人带上康庄大道，坏的观念让人万劫不复。当一个国家被一种坏的观念所笼罩，这个国家也就开始了它的灭顶之灾。日本当年就是这样一步步从“明治维新”滑向“一亿总玉碎”之疯狂的。在这里，“意义猛于虎”。许多人受意义的激情驱使，最终又被意义吞没。
人类尚未形成。虽然我们名义上同属人类这一物种，并置身于所谓的人类文明之中，但人类从来没有真正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误解与被误解，施虐与受虐，征服与臣服，同胞与异类，只要“我者-他者”这个模式一直存在，人类就永远有两个世界的挫折。

※罗辑思维罗振宇力荐《吾国教育病理》的姊妹篇，呈现中国教育的种种怪象
※北京大学教授、知名社会学者郑也夫愤懑之作，针砭时弊、痛快淋漓，为中国教育敲一记警钟！
※陈丹青 李公明 刘苏里 雷 颐
熊丙奇 杨东平 易中天 联合推荐！
郑也夫教授在北京大学开设《教育社会学》课程，指导选修该课的学生撰写教育现状调查报告，《科场现形记》正是选其中优秀者编辑而成。学生们以自己敏感的触角伸向教育领域中我们能想到的所有方面，呈现出我们想象不到的事实——奥林匹克竞赛班的记忆、高考加分门、高考移民自述、北京示范高中的借读生、复读班、高中招生大战、逃离重点班、一所中学教改中的导师制、寄宿教师家庭、乡村学校迎检过程、北大自主招生、高中生早恋、为奥数殉葬的北大人、台湾高校与北京大学对比、留学中介机构等等，林林总总，呈现出当前中国教育的种种怪相。

内容推荐
对帕慕克而言，伊斯坦尔一直是一座充满帝国遗迹的城市。这个城市特有的“呼愁”，早已渗入少年帕慕克的身体和灵魂之中。如今作为作家的帕慕克，以其独特的历史感与善于描写的杰出天分，重访家族秘史，发掘旧地往事的脉络，拼贴出当代伊斯坦布尔的城市生活。跟随他的成长记忆，我们可以目睹他个人失落的美好时光，认识传统和现代并存的城市历史，感受土耳其文明的感伤。

作者简介
奥尔罕·帕慕克（OrhanPamuk，1952－ ），当代欧洲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享誉国际的土耳其文学巨擘。出生于伊斯坦布尔，曾在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主修建筑。20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总计已被译为50多种语言

《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作者的又一著作。
挖掘思想漏洞，颠覆认知，脑洞大开。
思想实验是真实场景的简化浓缩，现在甚至未来都难以真实发生。实验中剔除复杂变量，将唯一变量引向极端，旨在让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个核心概念或问题上，挖掘我们的真实想法和思想漏洞。这既不是一本参考书，也不是古老谜题的解答合集，看完并不能直接得到答案。这只是个开始，你不只会爱不释手，还会抑制不住地思考。
一天一个故事，锻炼思维，发人思考，通勤路上的不二选择。

作者继续深入历史。这部学术著作并不企图建构理论体系，却分明有着沉重的思想力度，它甚至修正了关于中国漫长的专制主义社会的静态“超稳定”结构这一流行论断。在作者看来，国家/流氓这一对偶制乃是历史循环其间的结构性巨型框架：中国王朝的历史正是在国家主义/流氓主义、国家社会/流氓社会、极权状态/江湖状态之间振荡与摆动——这种耗散性的摆动获得一个动态稳定的型构，而线性历史（国家）的总体进程中又隐含着大量分叉历史（流氓）的细节——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的互动就此平分了中国历史，并维系了中国王朝的漫长生命。不过，这一思想只能视为本书言说的遥远而艰深的背景，它重点阐释的毕竟还是当代中国话语中的流氓景象。
那么何谓“流氓话语”？按作者的解释，乃是以所谓的“反讽话语”体系对抗国家主义“正谕话语”体系的自我书写，它大量使用酷语（暴力话语）、色语（色情话语）和秽语（污言脏词），以期消解国家话语对意识形态的掌控。这种书写方式倒是可能指向个人自由主义的广阔语境，便于在各种话语领域表达原创力量。作者分析的话语样本涉及当代文学（诗歌、小说）、美术、影视、摇滚乐、建筑、网络文化诸门类，由此制造出一个“五四”迄今的庞杂的流氓话语谱系。
一般而言，国家话语和流氓话语各自言说，泾渭分明。但当赵本山的小品被国家主义美学接受并赢得热烈而又广泛的群众呼声时，这表明流氓话语很可能具有软化僵硬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力量。的确，国家话语和流氓话语并不总是对立的，在某种情况下它们达成和解是可能的。类似的现象，朱大可称之为“流氓国家主义”，亦即流氓主义的“天鹅绒革命”。不过，它无可避免地象征着文化精神标杆的矮化——然而它拥有广阔的市场。正是流氓主义、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的三位一体，构成了当下中国话语的普遍征候。不是吗？我们正在倾听和叙说着诸如此类的话语。显然，当此话语变革时代，我们的文化身份出了问题。
熟悉朱大可写作方式的人不难发现，他善于运用巴洛克式夸饰语言，能够把理性的批评议题生生玩成话语能指的盛宴。相对于国家主义学术的“正谕”面孔，朱大可的批评话语本身就属于他所阐释的流氓主义“学术”的一部分。反讽、解构以及符号学分析，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拿手好戏，他当真是耍惯了罗兰·巴特式的解剖美学经验的锐利手术刀——所谓的“朱体”由此生成，而《流氓的盛宴》是为集“朱体”之大成者。
一直以来，国家主义/流氓主义的对偶阐释框架，已深深嵌入到朱大可的批评话语实践中，它风姿绰约地充任了作者解读中国本土美学经验的基本工具。在他手中，这一解读工具显得如此有效，人们大可称之为“流氓主义”文化批评——在此，它跟朱大可所批评的事物构成了极为有趣的互文关系。

德國人通過悔罪的極度痛苦、對於上帝的慈悲保證，獲得巨大且深刻的領悟。
廣島事件卻讓日本人覺得他們是戰爭的主要受害者，彷彿除了原子彈轟炸以外，沒有其他戰爭似的。
為什麼日本與德國人對戰爭觀點和集體記憶，竟有如此大的差距？
「我想寫的是有關日本人的戰爭記憶，同時這引導我到相關的主題──現代日本國家主義。天皇崇拜者、歷史修正主義者、探索日本人獨特本質的浪漫主義者等，各種人士的著作，令我著迷。……自從十九世紀後期，日本經常把德國視為模範。奇怪的是，多數在戰前吸引日本的德國的東西──普魯士獨裁主義、浪漫式民族主義、假科學種族主義──這些很明顯在德國早已過時，卻仍繼續在日本徘徊不去。為什麼？由於這個問題一直纏繞心頭，決定擴大我原先的構想，而寫些有關德國與日本對戰爭的記憶。──伊恩．布魯瑪」
德國人的記憶彷彿是巨大的舌頭，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找出那顆疼痛的牙齒。日本人卻認為：德國全神貫注於過去的罪惡，並願意向從前的受害者道歉，這樣一定會導致喪失自己的身分。
二戰結束後，德國誠心悔罪，日本死不認錯，為何有如此大的差異？兩個國家對大戰的看法為何存在鴻溝？彼此的集體記憶為何截然不同？是文化差異或政治不同嗎？又或是根植於潘乃德指出的：日本是儒教「恥文化」，德國則是基督教「罪文化」？作者走訪二戰的代表性城市：奧斯威茲、廣島和南京，並從軍事審判、教科書、紀念碑等各方面廣泛觸及而深入探討，引導讀者從各種立場和角度，來理解這兩個民族在戰後面對自己歷史罪行的態度。
◆每逢戰爭紀念日，都伴隨有慰安婦、參拜靖國神社等相關爭議報導出現，日本不願認錯的態度也令人好奇於他們的思考模式，本書試圖從德日兩國戰後的態度比較，對此問題提供解答。

《博雅文丛：中国六大古典小说识要》集作者多年治学成果之大成，从传统文化的新视角，考察了中国古典六大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对其作家和作品深层次的创作思想及其艺术表现，进行了独到而全面的探索，自成体系、自成一家，是一部慎学而多思、博大而精深的学术专著。

本书将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相对而言尚未被探索过甚至充满臆断的领域。首先概述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传统的两性关系中发生的巨大变化，接着论述随后出现的反动年代的情况，这种反动使男权制的生活方式在作出某些改变后得以延续下去，并在约30年的时间内，阻挠了这一领域内任何革命性的社会变革。

扬之水先生对文物研究一往情深,十六年来专意于名物考证，用考古学的成果来研究文学作品，从诗词中，找到原始的面貌，恢复古人生活中的细节，恢复真实的历史。

历史非但没有证明中国存在过自孔子以来便一成不变的传统，而且只以证明所谓传统总在发生时空连续性的变异。
朱维铮教授在其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十分强调进行任何一种研究，首先必须弄清对象“是什么”，然后才能追究“为什么”。比如，前些年许多人在各种场合大谈传统文化，至于“传统”到底“是什么”则似乎无人深究。他的这种将许多常识弄成待解的疑团的“证伪”式研究让不少同道“憎厌”，却赢得了海内外严肃学者的认同与学生的尊敬。
在演讲中，朱教授从香水、洗澡两例导入，进行一系列“是什么”的追问：经学是什么?它等同于儒学吗?它的沿革及背景如何?文化又是什么?它有些什么类型?近代经学与文化的关系如何?
朱教授在与他的学生李大纲的一次对谈中称自己“发表欲很低，说的比写的多，写的比发表的多”。他的演讲同刊载的文字相比，思想的深度与言辞的犀利是共同的，但我认为前者比后者更为精彩，至少那种援古以讽今的机智在文章中因为体式的原因而淡薄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