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六记》为杨绛先生的散文名作，记述了1970－1972年间作者夫妇在河南干校的种种“琐细的旧闻和飘忽的感受”，虽说是“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但作者用温婉淡然、近乎白描的手法为那个时代画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剪影。当年胡乔木曾托钱钟书转达他对此书的十六字评价：“悱恻缠绵，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句句真话。”范用先生则言，“（本书）并非历史，但是当事者的实录，也可看作历史的证言或历史的侧记。……这类作品，作者对它有感情，对后人，对了解历史多少有些作用。”

扬之水先生对文物研究一往情深,十六年来专意于名物考证，用考古学的成果来研究文学作品，从诗词中，找到原始的面貌，恢复古人生活中的细节，恢复真实的历史。

历史非但没有证明中国存在过自孔子以来便一成不变的传统，而且只以证明所谓传统总在发生时空连续性的变异。
朱维铮教授在其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十分强调进行任何一种研究，首先必须弄清对象“是什么”，然后才能追究“为什么”。比如，前些年许多人在各种场合大谈传统文化，至于“传统”到底“是什么”则似乎无人深究。他的这种将许多常识弄成待解的疑团的“证伪”式研究让不少同道“憎厌”，却赢得了海内外严肃学者的认同与学生的尊敬。
在演讲中，朱教授从香水、洗澡两例导入，进行一系列“是什么”的追问：经学是什么?它等同于儒学吗?它的沿革及背景如何?文化又是什么?它有些什么类型?近代经学与文化的关系如何?
朱教授在与他的学生李大纲的一次对谈中称自己“发表欲很低，说的比写的多，写的比发表的多”。他的演讲同刊载的文字相比，思想的深度与言辞的犀利是共同的，但我认为前者比后者更为精彩，至少那种援古以讽今的机智在文章中因为体式的原因而淡薄了许多。